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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故里文化的定位
[作者:侨联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4-09 16:10来源:昆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李巨涛


郑和,云南晋宁人。


郑和,世界公认的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郑和的伟大不仅在于六百多年前创下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而且还在于六百多年后,郑和的故乡吸引了一批批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朋友。虽然,世界为郑和西洋的伟大壮举所折服,同时,也为郑和是云南人而感到惊讶。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观察,人们都很难把这位伟大航海家与云南高原上这个被湖山环抱的边远小镇联系在一起。因此,努力从晋宁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史中,找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缩小人们在认知上的陌生与距离,进而揭示郑和故乡的独特魅力,就变得十分重要且富有意义了。


长期以来,在郑和研究领域,云南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和郑和族谱,向世人确凿证明了郑和是云南晋宁人之后,由于占有史料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少了许多话语权。但是,如果脱离云南实际、脱离晋宁实际,随人之后,也去做“宫廷”文章、“航海”文章,恐怕我们只能步人后尘,拾人牙慧,难有新的建树了。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果我们把郑和研究置于“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之下,置于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中,置于打造郑和故里特色文化这一现实需要上来考量,我们就会意外地发现,资源就在身边,机会就在眼前。关键是要改变那种随人其后和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学会用历史的眼光、文化的眼光、经济的眼光和开放的思维去审视、去联想。


自古至今,滇池水域的变迁,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沧海桑田”这四个字的含义。我们今天开会的地点,或许就是当年滇池的一部分;放眼望去,那些远离滇池的村落,早先还是水边渔村;眼前这些车水马龙的街道,往昔竟是靠舟船摆渡的水巷……除了自然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和生活的进步,更是今非昔比,天翻地覆。郑和的世祖——那些来自西域的回回贵族,他们的后代经历了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各自天南地北,甚至海内海外……从时间的跨度到空间的跨度,已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若要穿越这时空距离,去探索历史的真相,就需要在座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以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去解读郑和故里文化,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思路。


历史上的晋宁,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与郑和特殊的家世背景和良好的个人素质,或隐或现地向我们揭示了郑和之所以日后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能成为一位与广大伊斯兰国家及人民交往的伟大外交家的内在原因。


晋宁县所处的滇池地区,是云南最富饶的湖盆群中心地带,这里土地平缓,水域宽广,气候温和,资源丰富,有渔田之饶,更有舟楫之利。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利于人类繁衍生息,因此,这里人口集中,农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交通便利。自战国晚期庄入滇,至南诏称雄,在这一千多年时间里,晋宁是云南省内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为益州郡和古滇国所在地。自唐以后,晋宁渐失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但它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仍不失为滇池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单元,尤其不失为滇南进入省会昆明的最重要的水陆中转码头。


传统上,人们把滇池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北部面积较小的水域,俗称“草海”;另一个是草海以南滇池最大的水体——“昆阳海”。烟波浩渺的滇池水域,为这一地区的农田灌溉、水产捕捞、水上运输和城镇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和广阔的舞台。


滇池航运历史悠久,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就有许多舟船图形,反映了当时滨湖而居的滇人的渔猎生活和龙舟竞渡场面。后世与滇池航运及渡口相关的地名、诗文更是比比皆是,垂手可得。如:唐、宋南昭、大理国时期,作为重要渡口的“官渡”、“金砂渡”已存在多时;元朝王升(1284—1353年)在其《滇池赋》中,描绘了当时昆明城东南码头上“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的繁盛景象;明·唐晓官在《晋宁州风土记》中提到:“郡(晋宁州)去会城(昆明)仅百里,商估陆行者少,暮挂帆而朝达云津,可省负担之劳”;《创建重建大观楼碑记》描述了“迤西州县沿海一带官商客旅楫楫而来,帆帆而去,荟萃于篆塘”的繁忙景象;《昆阳县志》还提到“前清嘉道间有宏顺、荣顺、万泰、义泰四号船帮往来省县”等。此外,在滇池各重要港口码头,官府还设有河泊所、鱼课司等管理船务和渔业的机构。由此可以管窥当时滇池航业水平之一斑


历史上滇池最重要的港口、码头有两个:一个是位于滇池的北岸、云南省内最大的消费地——昆明港,这里是滇池上最大的人、货集散地,主要以西门篆塘码头和云津码头为代表;另一个是位于滇池南端的昆阳港,它是滇池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上,最大的人、货转输地,它不仅承担了晋宁一带农业、手工业及人员水上运输,而且是滇南广大地区与省城昆明的人员和物资交流的水陆交通枢纽。


过去,由于滇池水位高于现在,因此,无论晋宁还是昆明,城区的许多地方当时还是一片泽国。尤其是夏秋多雨季节,城池进水,农田被淹,水患频尔。因此,在晋宁出现了许多靠水上运输谋生的村落,如:储英、兴旺等;涌现了许多以造船为业的工匠队伍;产生过垄断昆阳至昆明水上运输航线的、具有封建性质的昆阳民船公帮组织;还有合伙疏浚运粮河、疏挖篆塘,集资建码头和仓库,以及私人开设的茶坊、酒肆、马店、食馆、商店等的商业活动。


当时,由于没有公路和现代运输工具,中、长途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因此,船运是当时最便捷、最经济的选择。因此,来自滇南思茅、玉溪、峨山、新平、易门、澄江、江川各县的粮食、茶叶、红糖、皮货、铜铁、木材、砖瓦、牲畜、禽类、水产、山货,以及各种土特产,多选择从晋宁昆阳码头上船,再前往省城昆明及附近县、乡。从昆明搭载的百货和商旅,也多走水道经晋宁昆阳码头中转到周边地区。


滇池航运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当地造船业的发展。在滇池行驶的各类木帆船,按结构分,主要有:合子船、大篷船、加帮船和梭标船四大类。按用途和样式分,又有:班船、虾船、渔船、砂船、大篷船、中篷船、小篷船、加帮船、单彩船、双彩船、梭标船等十余种。


以上情形就是郑和出生和成长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波光帆影,船号浆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与江河湖海、风帆舟船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郑和身为元初首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一位来自西域的回回贵族的后裔(第六世孙),其祖父和父亲均到过圣城麦加,且袭封滇阳侯,住家昆阳。出生在这样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官宦家庭,按其实际年龄和伊斯兰教规推测,当时岁过十一的郑和,在明军入滇前,理应接受了阿文教育和伊斯兰教律教规的习练,同时受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和信仰根植,必然会影响他的一生,并使他成为当时出使西洋,并善于和伊斯兰国家开展外交的最佳人选。这就是我们目前能为这位生长在边远水乡的“马和”(郑和原名),最终成为赫赫有名的航海家和外交家的“郑和”,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和理由。


回到“郑和故里文化的定位”这一正题,晋宁作为历史上的滇南交通孔道、水上要津,以及郑和家世及其民族、宗教背景这两大要素,必然将成为郑和故里文化定位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今天我们在打造郑和故里特色文化时,应该以此为切入点,紧扣当时的人文和地理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谋划。以下是我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供大家参考:


建议之一:建设并完善月山“郑和故里主题公园”,这是个具有伊斯兰风格的、以马哈只墓为标志的文物性、纪念性的文化景观。这一主题公园的功能在于,诠释郑和家世、民族、宗教及历史文化背景,吸引海内外人士瞻仰、缅怀和追思。


建议之二:筹建一个“郑和故里航海主题公园”,这里的“航海”二字,即代表了“昆阳海”,也可引伸为大海。它主要再现历史上昆阳作为滇池南岸最大的水陆大码头的文化景观,和滇池航运发展历史。虽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滇池航运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和文化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挖掘和保护,甚至抢救。这是云南、尤其是晋宁特殊的文化遗产。


建设“郑和故里航海主题公园”是个系统工程,从选址(尽量沿袭旧址)、规划、设计到实施,要创造性地再现或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其内容包括:运粮河、篆塘、码头、仓库、旅店、茶坊、酒肆、马店、画舫、罾网、昆阳民船公帮遗址,以及相应的旅游景观设计和各种现代服务设施等。同时,开发水上活动项目,可以使之成为整个滇池流域、乃至全省最具特色的以高原湖泊、舟船码头为主体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户外体验、水上运动于一身的主题公园。这一文化景观建设,既抢救和保护了滇池航运文化,而且也契合纪念郑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是对郑和作为云南人与郑和作为伟大航海家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宣示。


建议之三:筹建一个“中国云南木帆船博物馆”。博物馆主要陈列上自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江等地出土的古滇国船型图纹,下至滇池、洱海、江川、抚仙湖、芦沽湖以及金沙江、澜沧江、红河等水域的各类木帆船,同时还包括了郑和宝船模型等。当然如果定位更高一些,还可以扩展到中国境内所有木帆船。也许,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木帆船为主题的特色博物馆,它包含了历史文化、经济科技及地方特色。这个主题博物馆建在郑和故乡,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它将与郑和的名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上述“郑和故里主题公园”、“郑和故里航海公园”和“中国云南木帆船博物馆”的建设,不仅可以大大充实郑和故里的文化内涵,而且还可以为晋宁发展特色旅游和建设影视外景拍摄基地奠定坚实基础。“中国云南木帆船博物馆”的建设,将与“云南铁路博物馆”等一系列云南交通主题博物馆一起,成为我省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一个亮点。只有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并借助市场运作,面向市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文化促进经济,以经济开发文化,郑和故里才能从滇省一隅,真正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转自“云南省侨联”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