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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华侨与抗日
[作者:侨联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6-29 15:50来源:昆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记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

蔺以强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及时给海外侨胞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党中央指出:“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和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南洋各地广大爱国华侨在这个正确方向的指引下,把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在继续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积极投入到了保卫南洋的战斗。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就是在缅甸华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一支抗日队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对攻占缅甸早有预谋。而当时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却对日本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意图估计不足,防御松弛,兵力薄弱,且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加上英国殖民当局对缅甸的长期统治和压迫剥削,缅甸人民反英情绪强烈,而对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又缺乏认识,守卫缅甸的英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遂使日本侵略军得以长驱直入。在这种艰难危急的形势下,仰光华侨群众组织的骨干,在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缅甸侨党的领导下,于1941年12月中旬开始酝酿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

  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仰光遭到日机连续两次猛烈空袭,市民死伤惨重,殖民当局的一切行政机构和城市交通陷于瘫痪,居民纷纷疏散逃离,“战工队”不得不迁往曼德勒市。曼德勒的华侨进步组织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当地的爱国华侨已成立了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战工队”来到曼德勒后,就成为战时服务团属下的一支队伍。

  1942年1月,“战工队”又增添了来自仰光和勃生等地的一批进步侨团骨干,队员人数发展到70多人,这时才正式举行“战工队”成立大会,队部开始设在福建会馆,后来人数增多,才迁往地方较为宽敞的云南会馆。

  “战工队”领导由队委6人组成,他们是: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魏磊、李凌、赵(解放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郑祥鹏和黄秋雨。“战工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国内文化界进步人士,有党员、民先队员,青年学习社(党的外围组织)社员、侨团、侨校的骨干,有工人、店员、新闻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学生等等,人才济济,基础较好,又得到当地侨领的热心帮助和有影响的缅甸僧侣界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成立不久,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队员们平时除学习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外,大部分时间就忙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成立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制海报,准备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灯光道具,编排演出节目。排练的主要节目有《黄河大合唱》、诗剧《团结起来》和小歌剧《黄花曲》。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战工队”就在缅甸古都曼德勒掀起了抗日的浪潮。1942年2月初,“战工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战工队”队员、当地侨领、几家侨校的师生以及许多缅甸僧侣和青年都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高举旗帜和抗日标语,并用缅语和华语高呼口号,沿途还张贴和散发用中、英、缅文印刷的标语传单。每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或十字路口,“战工队”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日寇暴行录》的大量图片悬挂出来,等围观的群众较多时,立即举行演讲会,由男女队员用缅文朗读“战工队”宣言和发表演说,缅甸进步文化人、爱国的僧侣和青年也带头慷慨陈词,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在演讲间歇,“战工队”又向群众演唱和教唱陈杰夫用缅文填词的抗日歌曲《保卫缅甸》和《消灭日本法西斯》。

  1942年2月中旬的春节,“战工队”在云南会馆的舞台上连续举行三天公演,主要节目是《黄河大合唱》。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首次演出,由词作者光未然亲自担任朗诵,赵指挥,李凌负责舞台监督和乐队指导。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并对战后缅甸华侨爱国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曼德勒演出结束后,“战工队”二月下旬就出发到眉苗、叫脉、锡波、腊戌、实皆等上缅甸重要城镇进行巡回宣传演出。“战工队”从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原则立场出发,对英军当局和开抵曼德勒协同英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注意做好团结和支援工作,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还举行了慰劳英国军人的专场演出,受到英国军队的欢迎。曼德勒英军当局也免费提供运输工具,支援“战工队”外出巡回演出。我国远征军初抵曼德勒时,因语言有困难,“战工队”提供缅、英文翻译,帮助他们同英军当局和有关方面联系解决汽油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受到远征军的赞赏。“战工队”还为远征军伤病员表演文艺节目,使远征军官兵深受感动。

  1942年4月上旬,缅甸战局迅速恶化,日军敌机对曼德勒狂轰滥炸,“战工队”的基地云南会馆被炸毁,城市一片混乱。由于形式突变,“战工队”不得不做出撤离曼德勒的决定,除一小部分队员护送两位重伤员到缅北重镇密支那护理疗养外,其余大部分队员则乘船前往缅北另一重镇八莫。“战工队”原来打算以八莫为新的基地继续开展抗日活动,然而战局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日军继续向北推进,当地的侨胞大量往云南方向逃难,“战工队”已无法开展工作,队领导遂作出有组织地分批撤退回国的决定,一部分队员先从八莫和腊戌乘汽车回昆明,其余大部分队员则前往密支那,以便会合那里的小部分队员和伤员。1942年4月30日,腊戌失守,队伍刚到达密支那。5月2日和3日,曼德勒和八莫相继沦陷。“战工队”全体队员从密支那渡江北上,乘一段汽车后,由于高山挡路,只有下车步行,爬山越岭,穿越高黎贡山,横渡水流湍急险恶的怒江,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才于5月底到达云南保山地区的瓦窑,然后分乘由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胞总会”派来、由南侨机工驾驶的卡车直奔昆明。战工队的同志,除了队长魏磊和队员陈淑玉、陈宝泉不幸在途中牺牲,队员陈杰夫身陷缅甸外,大部分安全抵达昆明。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为了保存力量,准备继续战斗,队员们在中共南方局、中共云南省地下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郑易斋诸先生的关怀和大力帮助下,大部分人得到妥善安置,一部分队员安排在滇军十八师二团三营营长朱家壁创办的“民运队”,一部分队员参加云南爱国人士朱嘉锡率领的滇西抗日武装,一部分由组织上调回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进西南联大学习的有王汉斌,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部分同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隐蔽后,由组织上调回延安学习,有的成员被组织上派往印度办华文报、教书或学习。

  上述“战工队”队员,无论在前线或在后方,无论是工作或学习,都继续发扬“战工队”的优良传统,坚持不懈地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抗战胜利后,除一部分同志留在国内参加革命外,大部分同志先后重返缅甸,成为当地华侨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骨干,在团结广大爱国侨胞,支援祖国人民解放事业,拥护新中国,发展中缅人民友好关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数人回国,在各条战线上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